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会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开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发期也过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70多万办起了影视城
(旁白：《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畅销大江南北。正当张贤亮的文学事业走向顶峰时，进入90年代，张贤亮悄然转身商海。1993年，宁夏西部影视城，在张贤亮手里一个崭新的也是花费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诞生了。)
我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欢。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得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说了，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人们都开始奔钱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已经过了，处于休眠状态。
9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些风云一时的旗手，开始进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写小说改写散文了，还没有脱离文学的领域，我来个华丽的转身，我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
为什么说适逢其会呢?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搞三产，宁夏能搞什么呢?
拜劳改生涯所赐啊。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宁夏文联，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第一部片子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第二部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就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了，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什么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还是属于文联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这么开始创业。
现在是办起来了，当然中间很曲折。你们不要以为名人办事很容易，名人是双刃剑。最根本的，我是在一个市场无序的状态下搞文化产业的，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很累啊。
九十岁时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形成的利益集团。我将来还会写书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
说来真巧，我很有幸。想想这30年，我的经历和整个民族的经历是同步的，我们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也遇到灾难;当民族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也开始复苏;当民族开始崛起的时候，我也开始崛起;当民族开始向兴旺发达发展方向走，我也朝这个方向走;当民族在兴旺发达的路上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应该是从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正好是落实政策的受益者。然后国家开始建设现代化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开始写小说，重新走上文坛。当我们国家开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并且在改革开放上有进一步的深入，我开始参政议政，进入全国政协。整个80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那个时代给我提供写作上的广阔天地。我不断地闯禁区，使我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一度在争论是进还是退，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到此为止，而90年代初我也开始在文学上有一个停顿。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我下海。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一直高歌猛进，我也一直高歌猛进。一直到现在，到2008年，国家碰上了雪灾，撞火车，地震，我碰上了些企业经营的麻烦。当然，我等着到奥运会的时候再雄起。
唉，你说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烟)?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得多啊。改革开放前，尽管我是平反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犯了错误的，有历史污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给了全体人以机会，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也给社会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我经过洗牌，就和大家一样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顶多成了个老头在公园里打打牌。
现在，我跟公园里钓鱼和打牌的老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有话语权。不仅有话语权，还有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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