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人生经历和他的思想与作品
作家张贤亮一直是令笔者非常景仰的一位作家，虽然如今文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已经成为点缀生活的小情小趣，但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文学曾经担负起指引人生方向的高大上使命，张贤亮丰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思想与作品，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写作者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在这里，我们在缅怀他的逝世的同时，一起来回顾张贤亮厚重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思想与作品，重新定义文学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
27日中午，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1955年后定居宁夏。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创办的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曾是《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拍摄基地。
张贤亮是文革结束后开启反思文学的最重要作家，是对反右运动造成的“右派分子”生活进行文学描写的最重要的作家。他的《灵与肉》1982年改编成电影《牧马人》，观影人次逾10亿。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小说突破了此前大陆文学作品对性描述的严厉禁忌。
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张贤亮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
张贤亮在《满纸荒唐言》文章里，详尽地叙述了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他说。
统观张贤亮的创作，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美的结晶，他的小说中透露出他的精神气质。
张贤亮被打成“右派”之前，是以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
他在1957年4月7日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
在他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也显露出他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等诗人的气质。
随即因《大风歌》遭殃，这无疑使他神经上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使他的精神气质又渗进了一种悲剧色彩。如同他自己所说：“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
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贤亮获得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张贤亮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直到上世纪末的创作时期。
1992年12月，张贤亮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被宁夏回汉乡亲誉为“宁夏之宝，中国一绝”。
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劳者有其资”、私有财产社会化等论点，首次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为我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贤亮的作品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等都对他做过大量报道。
去世前，张贤亮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名誉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曾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至180万元对宁夏贫困的患者实施“救生行动”。近年来，救助患者达到百余人次。
张贤亮今年77岁，在西北边陲的一座四合院里过着隐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隐若现的贺兰山脉。
和早年相比，他的生活安静了很多。上世纪80年代，身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他总有写不完的小说。上世纪90年代，他以文联主席的身份下海经商，又有谈不完的买卖。到老了，他总算是名利双收，心满意足。
上网去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如果不怕麻烦的话，还可以再去搜一下，网上也有这首诗的全文。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起头就有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接的还是感叹号，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再一想，放在那个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营已经完成，大炼钢铁就要开始，想必一个19岁的少年也很难按捺住体内狂热的荷尔蒙。
这首热烈响应时代的诗歌得以顺利发表。以此为界，我们年轻男主人公的命运就此发生逆转。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他因此被划为右派。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现在上海已经没有这个名字的街道了。不过，网络是个宝库，再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闻名遐迩，不仅因为是奢华的法租界，还因为赫赫有名的荣德生绑架案就发生在这里。荣家和张家勉强也算邻居吧。
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后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通过去年那次劲爆的微博桃色风波，多少有所耳闻。在那次突然爆发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风波里，张贤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处处留情、出手大方的风流作家形象。很讽刺，好像这个风波跟莫言拿诺贝尔文学奖正好是前后脚。老作家久未写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为文学成就，也不是因为商业名望，而是因为他跟其他30后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风流是真的。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私生活。张贤亮承认，他的确有和30后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观念和婚姻观。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并且有过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认这个很难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事实，说：“别人想女人的年龄，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到了今天这一步。政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年以后，包括张贤亮在内的很多人，大伙儿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发财的发财，但是即便像张贤亮这样曾经认为“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愿意再谈论政治。
或者说，他只能以调侃的方式来谈论之。在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里，有个文革大院，用于展示上世纪60年代的某些相关纪念物。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办不成。不过，他想了个办法，在大院里做了一面照片墙，把历年来影视城视察参观过的领导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阶排列。这是个恶作剧式的护身符，因为每次改选过后，他都要按照职位变动把这些照片重新排序。现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谁，我就不用说了。
尽管很少出门，张贤亮却称不上是个真正的隐士。他还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在这片方圆数公里的砂砾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为他服务，也指望着他讨生活。这里头有水管工，有司机，有服务员，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年轻文员，还有贴身伺候的“书僮”。现在，受电脑技术的冲击，来影视城拍戏的剧组已经越来越少，不过，张贤亮的各种语录、照片、书籍和讲话却越来越多，几乎随处可见。有一面高高的墙壁上，甚至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的“忠”字。
这是张贤亮呼风唤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主席”。政治家主导的时代更迭深刻改变了张贤亮的一生。他对性、政治和权力的态度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巨大变化。
张贤亮曾对政治产生过巨大的兴趣以及巨大的困惑。当一个人在饥饿、性压抑并且丧失自由的情形下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时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权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张命运。不过，当他的后半生以戏剧性方式重启的时候，他既没有成为复仇者，也没有成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也尽量调整到接近零的状态。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没被落下。用时髦的话说，他算是“与时俱进”。用刻薄点的话说，他算是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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